中国制造业想要突破重围需要依赖的途径【科摩尔】
规模经济、低端市场切入、引进技术、模仿和集成创新等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诸多本土制造业企业实现从产业进入到快速成长的成功追赶，但过往的经验造成的“路径依赖”却可能不利于未来的转型。突破传统的创新模式迫在眉睫。
今天我们广泛讨论中国制造业创新的问题时，从回顾发展成效和归纳追赶经验中发现：多个制造业部门从多个方面呈现出了日益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而这却成为当今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无法绕开的一个“坎儿”，即便我们的制造业在过去短短数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
路径依赖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用来形容某个系统在一个时期内的演化或发展方向会受到上一个时期内的发展轨迹的影响，即在整体上该系统的发展轨迹将遵循某一特定的路径持续较长的时间。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电脑QWERTY型键盘的由来：最早的键盘从打字机演化而来并对应着QWERTY型排列，由于其他类型的键盘数量上较少，考虑到硬件、软件的兼容性，使用者会在选择打字机时选择QWERTY;QWERTY型键盘便逐渐占据了整个市场——即便这种键盘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成为了产业主导设计。
路径依赖对应着发展的“惯性”，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会在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而趋于“锁定”。其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临界条件下，环境的变动与系统内部的细微涨落将互相耦合并通过正反馈机制放大，系统将从原来的稳态向新的稳态过渡和跃迁，即正反馈机制是导致系统进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根本原因。将这种复杂的非线性动力机制应用到对产业创新过程的观察时，已不仅仅局限于某个产业技术进化或某种制度演化上的路径依赖，组织行为层面的路径依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微观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创新现状
理解产业的动态变化离不开微观视角下对企业组织行为的跟踪研究。产业创新方式和规律往往可通过一些代表性企业的创新行为来反映。而企业创新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则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因此，剖析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有助于我们探索性地归纳中国制造业已有的创新现状。
2008年10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合作对我国42个城市、超过1400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内容以这些企业在过去三年(2005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从事的企业各项创新基本情况为主，为初步把握我国制造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和阶段性发展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该问卷覆盖的地理区域广阔，囊括的企业数目众多、行业分布较广，企业性质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也是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进展的一次全面观测。为此，我们选择调查中直接涉及“企业战略选择”的数据进行分析，概述如下。
?接近50%的企业认为“优先安排在开拓市场和改进销售环节的投资”符合了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33%的企业选择了中立态度，而仅有19%的企业不太同意这种创新战略的描述。
?37%的企业认为“在行业技术发生较大变革时，为规避风险，更倾向于等待时机而不是马上参与”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19%的企业认为该策略“基本不符合”或者“完全不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而44%的企业选择表示中立态度。
?55%的企业认为“在技术研发定位上，主要是做应用技术开发，较少做基础性研究”符合了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了应用开发仍然是企业创新战略的主要选择。仅有13%的企业选择了不太认同这种创新战略的描述。32%的企业表示了中立态度。
?43%的企业认为“在市场上出现新的产品时，优先采取模仿创新来尽快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其次是争取开发差异性产品”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17%的企业认为该策略“基本不符合”或者“完全不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而40%的企业选择表示中立态度。
?61%的企业认为“优先考虑能将已有产品成本降低的创新，其次是发展差异化产品”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了成本创新是企业创新战略的主要选择。仅8%的企业不太认同这种创新战略的描述，认为差异化产品开发对企业本身非常重要。31%的企业表示了中立态度。
?60%的企业认为“在产品和工艺创新上，优先选择产品创新”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产品创新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仅有7%的企业认为该策略“基本不符合”或者“完全不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而33%的企业选择表示中立态度。
?47%的企业认为“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采取从低端(技术、市场)切入，逐步向中高端进军的策略”符合了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16%的企业选择了不太认同这种创新战略的描述。37%的企业表示了中立态度。
?47%的企业认为“在创新的定位上，优先考虑扩大企业规模和占有率，其次是将已有业务做精做强”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规模崇拜”现象在企业创新战略中还是比较普遍。仅有16%的企业认为该策略“基本不符合”或者“完全不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而37%的企业选择表示中立态度。
?31%的企业认为“当复杂技术可分解时，采取将技术拆解、部分或全部外包开发、再由本企业集成的策略”符合创新战略选择。22%的企业选择了不太认同这种创新战略的描述。47%的企业表示了中立态度。
?41%的企业认为优先选择进入新产业的策略“基本符合”或者“完全符合”本企业的创新战略。30%的企业认为这种优先进入新产业而不是立足于将现有产业做精做强的策略“基本不符合”或“完全不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29%的企业选择中立态度，未在该战略选择上表态。
我们利用单样本的均值差异性检验来比较企业战略判断和中立标准的差异(如表1)。结果显示，所有企业创新战略选择都与中立标准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企业对这些战略选择都持基本认同意见。
多种类型的“路径依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升级
基于制造业跟踪调查中对“企业创新战略”的统计分析，结合对中国制造业追赶路径和模式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路径依赖”现象，并对此进行了初步归纳。
一是规模偏向依赖。对于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诟病已是由来已久，除了表现为产品附加值低，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制造工艺等方面受制于人，一些产业共性技术体系缺失等方面之外，规模偏向还体现在企业在创新战略路径的选择上。我们的田野调研发现：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在选择创新方向时，优先考虑扩大企业规模和占有率，而不是首先将本企业做精做专。换句话说，专业化、技术领先等战略取向显著落后于企业的规模化、成本领先取向。虽然这有利于企业实现早期的产业进入和快速扩张，但对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还有负面效应。实际上，“规模偏向”依赖的背后就是“短视化”的市场偏向。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市场偏向体现为重视市场投资胜于重视技术研发投资，偏好以产品创新满足不同市场用户的需求，而非工艺创新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二是低端市场依赖。尽管市场创新对于产业追赶和转型升级作用显著，但更本质的问题是多数制造业企业受制于核心技术能力的落后，往往容易陷入“低端市场”的依赖。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庞大、多层次、高成长的市场需求为众多缺技术、缺资金、缺品牌的本土制造业克服各种产业进入壁垒提供了根本条件——企业得以从低端市场切入，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规模增长。但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传统渠道日益萎缩、低端市场持续饱和，未能及时掌握核心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品牌溢价的本土企业就不得不遭遇向中高端市场进军的“天花板”效应。本土企业之间在低端市场的恶性低价竞争更是加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使得很多企业难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推动新市场开发。此外，低端依赖还表现为大多数本土企业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更倾向于采取从低端市场切入的策略。但伴随竞争的升级(从成本向研发、品牌的转变)和范围扩大(从区域向全国乃至全球)及全球市场需求的波动，加上在本土市场开放条件下众多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加速了从传统高端市场向中低端市场的延伸，本土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与日俱增，一些以代工为主或低技术产品出口导向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更是面临生存困境。
三是引进技术依赖。改革开放初期由国家主导的技术引进政策本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落后的工业技术体系，缩短国内技术供给不足和国内消费需求快速提升的矛盾。客观地说，这项政策对于大多数本土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能力追赶和技术体系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企业在利用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时，却因消化吸收投入的不及时，使得从学习能力向自主研发能力的升级出现滞后。正如我们的田野调查所显示的——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拿来主义”。如：在技术研发上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应用技术开发而不是基础性研究工作。又如，在创新投资上，优先考虑进行能够较快产生实效的市场开拓和销售环节改进，而较不重视技术开发。再如，在出现技术变革时，企业不是主动通过技术努力迎接变革，而是选择等待时机希望能够坐享其成。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主要体现为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在多年的积累和试错中不断提升，但恰恰是因为受制于自身“后发追赶者”定位，使得多数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仍旧处在跟随阶段，源于本土的重大技术突破较为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技术突破，但来自国内市场不接受、互补性资产不足等因素反而加剧了“后发者劣势”，造成本土企业对于自主研发更为保守。
四是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依赖。创新方式的选择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往往是关键性的。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企业创新战略表现出一定的模式特征，如成本创新(企业优先考虑能将已有产品成本降低的创新，其次是发展差异化产品)、集成创新(当复杂技术可分解时，采取将技术拆解、部分或全部外包开发、再由本企业集成的策略)。相应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的一项针对“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研究(2013年)也通过大量本土优秀企业的案例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企业创新更多是集成的创新，即发挥后发优势，基于标杆模仿和学习的创新，集成已有技术，迅速提升自己，面向市场，形成一定优势”。来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一项针对“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2015年)也同样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汲取式创新’模式，即通过大量吸收并改良国际先进科技、最佳实践来追赶领先国家”。由此可见，多数本土企业创新具有“走捷径”的倾向和趋势，即通常选择付出较少努力就能达到创新效果的策略和方式;包括产业方向的选择上，企业更加偏好于进入新产业而不愿意花大力气把本产业做精做强。再如，市场上出现新产品的时候，企业倾向于通过模仿创新来缩短市场差距，而不是主动进行差异化产品的开发。但是，当这种“实用主义”创新模式越发普及的时候，重视自主创造、突破创新的创新模式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而真正影响的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从追赶到领先的跨越，离不开创新模式的升级。
总的来说，规模经济、低端市场切入、引进技术、模仿和集成创新等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诸多本土制造业企业实现从产业进入到快速成长的成功追赶，但过往的经验却可能不利于未来的转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这些亟须突破的战略“鸿沟”值得高度关注。因为低效率的路径依赖引发了包括生产率提升趋缓、传统产业转型困难、新兴产业发展受阻、企业创新收益受限以及在全球创新网络中难以保持主导地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突破传统的创新模式已是迫在眉睫。
突破溯源与创新跨越寻求路径突破的根源
在寻求路径突破之前，首先需要总结那些可能造成低水平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提出路径依赖概念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BrainArthur)将路径依赖的形成机理简要总结为报酬递增机制下的自强化。在我们看来，对于过去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其陷入“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也来源于过去一些创新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
例如，已占领市场的特性。面对如此庞大、多层次的市场需求，国内企业缺乏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的紧迫感。这种需求特点和融资环境、制度环境、技术体制等因素共同作用，将企业锁定在传统的技术轨道上，使之无法及时应对产业技术的变革。面对巨大的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国内企业在短期之内仍然无法建立可与国外领先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能力。这又强化了它们对原有技术的依赖，无法有效地建立起产品差异化竞争的能力，只能被锁定在“价格战——低利润——无力投资核心技术——产品无差异——价格战”的循环状态中。
又如，沉淀资产的特性。跟随式技术追赶的一个重大挑战就在于当产业出现重大技术变迁的时候，在旧技术轨道上持续投入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组织体系和沉没资产将使得企业背负巨大的转换成本。特别地，多数本土企业成长早期由于技术积累薄弱，依靠引进大量国外技术，其中不少已经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相对成熟甚至是面临淘汰的技术体系，在经过数年基本完成了消化吸收之后，却要面临已经学到的技术遭遇淘汰的“窘境”，从而引发“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企业背负着巨大的转换成本包袱，在传统工艺上的巨额投资难以快速回收，在新技术轨道上的追赶难以轻装上阵。
再如，企业的能力特性和战略惰性因素。企业能力经过长期成长形成了一个互补体系，制造能力的积累是与技术研发能力、市场创新能力共同演化的。若某种能力占据主导，也会影响其他互补性能力的发展。此外，国内企业形成了一种战略上的惰性，不可能及时进行战略调整。虽然核心技术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但投资大、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并不是一些利润微薄的国内企业普遍的选择。而尽可能压缩成本、以低价方式争夺市场份额成为了更普遍的现实选择。
重视战略变革和制度创新
在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本土市场需求、基于低成本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巨额投资、跨国公司对成熟产业技术的转移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产业创新环境的变化迫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战略思维。在传统产业领域，过去的“路径依赖”会加剧作为技术追赶者的“后发劣势”;而在新兴产业领域，若不能主动实施领先创新战略而仍然“锁定”在低水平创新轨道上，由转换成本带来的“后发优势”将可能遭遇逆转。事实证明，企业依靠低价规模扩张、忽视利润，依赖应用技术，忽视核心技术的战略是无法保持持久竞争优势的。
宏观层面的制造强国战略离不开微观层面的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而创新能力积累首先要推动创新战略变革。多数经验研究显示：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成长往往需要经历“进得去”、“立得住”、“站得稳”的三个阶段，创新能力阶段的跃迁会遭遇到能力壁垒，但企业创新的战略选择和模式定位是企业能否突破能力壁垒实现阶段跃迁的关键因素。企业制定战略应着眼长远，改变只重应用技术的思维定式，将掌握核心技术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加大超前研究和开发的力度，才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转型时期，企业应充分利用日益多样化的产业创新方式。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决不能再满足于过往源自成本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的创新绩效，更应探索性地挖掘来自新技术、新市场、新商业模式和新组织方式等领域的机会窗口，主动参与(甚至是引领、主导)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创新竞争，通过创造新的价值网络以重构本土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
政府也应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改变多数制造业企业的行为“低水平锁定”和“短视化”等致命性缺陷进行不懈的努力，为制造业创新体系完善提供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实际上，过去制造业企业的战略选择除了受制于自身规模和实力的落后以及难以承受创新失败的风险等企业层面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也与制造业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关。最新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这为下一步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尤其在改进政策引导、培育创新要素、强化重大技术变革预警和改善创新环境上，政府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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